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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a studies become mainstream (article in Chinese)


11 September 2013

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中国学研究,关注中国的发展。近日,本报记者就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现状、转变及前景采访了中心主任凯瑞·布朗(Kerry Brown)。

 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请您简要介绍一下目前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研究概况。

  布朗:澳大利亚有一批中国学学者早在上世纪60年代曾去过中国,其中的史蒂芬·菲茨杰拉德(Stephen Fitzgerald)在中澳1972年建交后出任第一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。其后有一批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格雷米·巴尔姆(Geremie Barme)在内的语言学家对中国的文化产生广泛兴趣。目前,悉尼大学有100余名中国学研究者,其研究的领域跨越古今与学科,从医学、考古学到自然科学。在欧洲,我所指导的"欧洲中国研究咨询网络"(Europe China Research and Advice Network,ECRAN)拥有来自27个欧盟国家的300多名学者,其研究领域涵盖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研究。海外中国学研究中还涌现出一批海外华人的身影。

 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中国学对决策制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  布朗:中国发展速度之快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。上世纪70年代,我们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,而如今关于中国发展的问题几乎深入到每一个知识领域,涉及从环境问题到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。正如澳政府去年发布的白皮书《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》所言,决策制定者必须"通晓亚洲",尤其"通晓中国"。对中国的研究已不仅仅掌握在少数精英专家的手中,而是需要成为主流。在美国,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的分歧较小,智库尤其发挥着明确而稳健的作用。在欧洲,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分歧则更小一点,因为欧洲重视在学者与政府、公司及非政府组织的决策制定者之间搭建对话平台。而在澳大利亚,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依然有较大分歧,要弥合这一分歧需要更大的努力。

 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中国问题的研究状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化?

  布朗:随着中国对外开放,中国学在过去30年也经历了重要转变。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其一,随着一批中国大陆学者赴欧洲、美国及澳大利亚定居、工作,这些学者充实了其所在国家的中国学研究,以上各地的中国学研究得以进一步发展;其二,中国对于前去做实地调查的外国学者更加开放,提供的信息及数据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稀少。